战国时期六大著名刺客（图文）

     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些人，他们成就了历史，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行为，甚至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留下的只是在故事里、史诗中字里行间的几个不起眼的代号；他们用生命来诠释生命，用生命来成就事业，用生命来眷顾爱人，不管成败，他的惟一代价就是生命；他们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明知道前面是一条死路却还一往无前，这是何等的气概！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

1、曹沫

    春秋早期人，是鲁国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书对他的名字有许多不同写法，其中一种是曹刿。这两个名字是属于同一个人(详拙作《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过去，我们在《左传》中见过这位先生，名作曹刿。他曾在长勺之战，为鲁庄公出谋划策，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治气之术，出人意外地打败了齐桓公，因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此人出身卑贱，但足智多谋，想为鲁庄公献计献策。他的老乡说，打仗是人家贵族的事，你不要多管闲事，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结果证明，他确实是优秀的军事家。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举例很多，其中就有他。

    这是一种记载。另一种记载，是《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司马迁笔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任为将。鲁与齐战，三战皆北，被迫在柯地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庄严的仪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顶住齐桓公，逼他退还鲁国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胁下，桓公被迫答应。一经承诺，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脸不变色心不跳，说话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些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贵族，而是卑贱者中的聪明人，他不会像贵族那么死心眼(如相信“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卑贱者爱使用非常手段，即贵族不耻的糙招，特别是在实力悬殊、强弱不敌的战争中；第二，曹沫参加的战争，正是这样的战争，齐国非常强大，鲁国非常弱小，他以奇谋侥幸打败齐桓公，但三战皆北，不能扭转战局，万般无奈，才铤而走险。他的成功是靠两点：一是齐桓公地位高，名气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齐桓公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话非同小可，不便在庄严的会盟仪式上出尔反尔，管仲劝他不可背约。这两条都是抓住了贵族的弱点。当然，在其他古书中，还有汉画像石中，这次劫持，参加者还有鲁庄公。逼急眼了，鲁庄公也放得下架子。

    道理很简单，穿鞋的打不过光脚的(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现在，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中，我们发现了曹沫的兵法，名叫《散蔑之陈》。它的出土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动和兵法有不解之缘，两者不一定是对立的东西。正规的战法是战法，不正规的战法也是战法。

2、专诸
 

    年代比曹沫晚，是春秋晚期人，事见《刺客列传》，乃吴国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个重诺轻死的亡命徒，类似侠客。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善遇专诸，答应死后为他赡养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确，就是派他搞刺杀。刺杀是为了政变。其结果，必然是一死。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实是劫持，不是刺杀，严格讲，是属于下面要谈的另一类。劫持，是以被劫持者为人质，提出各种要求(如赎金)，杀人并不是最终目的(虽然其结果，常常和刺杀一样，人质还是死于非命)。

    专诸和曹沫，共同点是不要命，勇敢。孙子讲御兵之法，说吴、越世仇，同舟共济，也会齐心协力，关键是死无退路。人心都是肉长的，勇是逼出来的。当兵的也是人，没有多余的命，令发之日，泪流满面，效死拼命靠什么?曰“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孙子兵法·九地》)，“诸”就是专诸，“刿”就是曹刿(即曹沫)。他们是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3、要离
 

    也是吴王阖闾的刺客。吴王派他刺杀另一个吴公子，名叫庆忌。要离是个枯黄干瘦风吹都要倒的弱者，庆忌是个武艺非凡膂力过人的壮汉。要离断臂刺庆忌，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刺客列传》不载)，也是惊天动地。这事在战国时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绝秦王的无礼要求。秦王威胁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之怒”吗?“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反问说，那大王听说过“布衣之怒”吗?“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当时，他举了三个刺客，一个是专诸，一个是要离，一个是聂政，其中就有要离。说罢“挺剑而起”。结果是“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日：‘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战国策·魏四》)。

4、豫让
 

    战国早期人，是晋国的刺客。此人也是亡命徒，他受过智伯的大恩，非常忠诚。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骨以为饮器，他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为此，不惜残身毁容，隐姓埋名。先装受过刑的残废，给厕所刷墙。后装麻风病人，把自己弄成哑巴。两次刺杀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诚，解衣令之刺，让他撒气，然后伏剑自杀。这是决意恩仇的个人行为(和《游侠列传》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导演，也许够不上“主义”。但刺杀和劫持，从法律角度讲，是最低级的犯罪形式，它们和称为 “主义”的活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

5、聂政
 

    战国中期人，是韩国的刺客。聂政刺韩累(韩国的相邦)，也属于快意恩仇。事见《刺客列传》，不必多谈。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后还有烈女，即聂政的姐姐，名叫聂荣(也作“聂嫈”)。弟弟死了，无人收尸，姐姐发现，终举其名，最后哭死在尸体旁边。郭沫若写过一个剧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颂聂政和他姐姐。

6、荆轲
 

    战国末年人，是燕国的刺客(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又入燕)，也见于《刺客列传》。这是距司马迁最近，他亲自做过调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请教)，着墨最多，记述最详，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较复杂，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必多谈。有趣的是，最近陈凯歌拍了《刺秦》，正是讲荆轲刺秦王。电影主题很前卫(但艺术水准不怎么样，窃以为)，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杀人盈野，太残酷，荆轲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祖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想去除掉这个暴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乃千古绝唱的慷慨悲歌。但他这么干，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人会提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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