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外表看起来是一个生机蓬勃的和谐社会。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盛世”下，史无前例的人口爆炸和商业扩展渐渐引致一个游民社会诞生。帝国的城镇到处是四处游荡的陌生人。他们纷纷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类，互援互助，一个“江湖”由此成形。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皇帝接到了一份奏折。
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请，他要亲自赴台湾镇压新近发生的民变。之前，闽浙总督已经调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三千人马渡海平乱。此时，乾隆已经平定大小金川、准噶尔和回部等内乱，这位皇帝正处于一个帝王所能达到的“顶峰”，对台湾小小的叛乱，他颇不以为然，“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因此，当福建巡抚徐嗣曾未同闽浙总督咨商，便命令闵安协副将徐鼎士率兵度台，这种“越制”行为受到乾隆严厉斥训。
然而，他未曾想到，水陆两路提督同时抵台平乱，竟然持续经年，任承恩和黄仕简因贻误军机被革职拿问。最终，他不得不调陕甘总督福康安以“钦差协办大学士”身份，统领湖广、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号称十万(实际上为六万)大军，登台作战。这场耗费了一千万两白银军饷的战争方告终结。只是，乾隆更不曾想到的是，在平乱过程中，官员们从被擒获的民变首领杨振国、林爽文和庄大田等人的供状里，第一次发现了“天地会”──如此这般的镀金时代，居然存在着一个不为官府所知的秘密社会，且已有二十多年之久！
■ 案情初现
台湾林爽文事变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的十一月，副元帅杨振国十二月便被俘获。他的交待让天地会浮出水面。“听得严烟说及天地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风花亭，不知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住在那里。”(《天地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官员们不敢怠慢，赶紧上报，于是，清政府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持续数年的追捕天地会行动。
此时，离满清刚刚入主中原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经远了，怀抱亡国之痛的士大夫早已凋谢，大一统帝国看起来平静和谐。钟情汉族文化的满族统治者认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早已毫无异议，难到他们不是凭藉优秀的儒家德性赢得了上天的护佑了吗？然而征服者对于任何反对声音和谋叛力量仍然极为敏感。就在1768年，乾隆王朝才处理了发轫于江南的妖术大恐慌。二十年前庞大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曾被一股剪辫风波搅得天昏地暗。对于盛行于民间、异性结拜这种汉族文化习俗，征服者更是一直严加防范，“国初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此后惩罚更进一步，“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大清会典》)
如今发觉天地会这民间秘密结社的存在，乾隆自然非常重视，严谕两广总督查办。在嘉应州海阳县，还真查到有洪和尚和姓朱之人，只不过，经过审讯，发现这两人并非天地会众，也无不法行迹，而那个“凤花亭”也毫无下落。但谁让他们生在大清国，而且倒霉地姓洪和朱呢，终究还是被发送伊犁为奴。
不过，案子很快有了转机。
1787年正月，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在饶平县拿获了许阿协、赖阿思、林阿俊等天地会会犯。许阿协供认自己是被赖阿边勾引入会，赖告诉他头人姓名为“洪李桃”，还传了他两首诗，其中有两句“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据许阿协说，“木立斗世”是隐语，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系因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孙士毅再次奏报，拿获了一名新会犯林功裕，供出赖阿德，洪李桃、朱洪德等七人，这些人都是福建天地会会众。
■ 严烟被抓
于是，乾隆和官员们的办案方向转向了福建。可能，福建才是天地会的老巢，乾隆甚至大胆猜测，之前杨振国所供的后溪凤花亭洪二和尚和朱姓之人，会不会便是洪李桃和朱洪德二犯？
闽浙总督李侍尧于次年一月奏报，漳浦县天地会起事，焚抢盐场，烧毁营房，被拿获的首领张妈求供认：“天地会流传已久，漳州各地均有结会之事，小的张妈求父亲叔子在日，原是会内之人。”这再次证明福建是天地会源发之地。
在台湾平乱的福康安适时奏报，重要人犯、杨振国提到的严烟在台湾被抓获。这可是一个重大收获。严烟是把天地会从福建传到台湾的始作俑者。他是福建平和县人，在乾隆四十八年渡海到台湾谋生，其公开职业是彰化布铺老板。正在台湾和清军开战的叛军首领林爽文和庄大田也是福建平和县人。只不过他们两人的父亲比严烟更早移民台湾。
从康熙年间收复台湾之后，大陆移民不断踏上这块湿润的宝岛。台湾的田业水利设施在乾隆时已经基本完成，旱地改作水田，稻田产量大幅提高。台湾稻米不仅在岛内消费，还运输至漳州泉州一代。邻省福建则山岩崎岖，人口稠密。尽管政府不鼓励甚至禁止大陆人移民到台湾，还是有很多福建农民渡海讨生活。“只要有福建农工前往的地方，通常会有一些福建贸易商跟进前往，以提供同乡农工零售商品(包括和他们口味的米、辛辣调味品、乃至鸦片)、信贷，协助他们汇款回家” (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社会、文化、世界经济，从1400年到现在》，台湾如果出版社)
严烟大概便是这样一位小贸易商人。他在供词里首次交待出“涂喜和尚”：“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那里，实不知道。”(《严烟供词》，出自《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他还供认出三个天地会高层，“有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从广东惠州至漳州府云霄地方传会，住在张姓绰号破脸狗家内。其取烟吃茶，俱用三指，及木立斗世等暗号。”
被作为“钦犯”押送到北京后，严烟在刑部吐露了更多天地会秘密。他自己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陈彪劝入会内，天地会的根由、暗号都是陈彪所告知。他听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陈彪曾教他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据他说，朱姓李姓在四川，万和尚在广东。而之前被抓的同会众人所供的洪二房和尚，或许是出于保护会内秘密，严烟供认并未实有其人，不过是朱、李二姓和万和尚的总称。
作为要犯，严烟的供词很受重视，他为追查案件提供了两条线索。乾隆一面让闽粤追查陈彪、陈丕和张破脸狗等要犯，一面严令四川总督在省内严密查办。
尽管福康安等人奏说并未听闻四川有天地会名目，乾隆对此并不掉以轻心。四川本为天府之国，经过明清之际持续数十年的战乱，人口剧减。在他的祖父康熙当政之际，四川人口从明末的六十八万余丁降到一万八千五百丁。而东南八省，从康熙二十年到咸丰初年，人口却增加了一亿八千万。为了寻求生存空间，外省人口涌入四川盆地，是为长达一个半个世纪多的西迁移民潮。官方亦以“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起科年限延长为五年等优惠政策招民垦荒。于是，闽粤、江西、湖广等地之人，纷纷前往川陕楚云贵等地谋生。至乾隆八年，四川已无地可耕，朝廷不得不劝阻外省人口入川。
东来的移民们重新恢复了四川的活力，在雍正年间，四川已然是全国最大的余粮产区。然而持续涌入的移民很快发现已经无地可耕，于是只有继续深入川、陕、楚、云、贵的深山高岭。移民们迁移不定，生活颠沛流离。白莲教、啯噜(即哥老会前身)这些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既能给困苦中的移民们物质上的互助，也能提供精神慰籍。
对这样一个动荡不已的地区，乾隆怎能不抱有警惕之心。在他统治晚年，直至咸丰初年，湘黔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与太平天国，都将先后起于东经110度附近的中南山区。
■ 闽粤查案
案情进展得很快。
李侍尧报告，张破脸狗被抓获，供认来自广东的赵明德、陈丕、陈栋在他家赌博，被赵劝入天地会。突破性进展是广东巡抚图萨布抓到了陈丕，查明此人“籍隶福建漳浦县，三十三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从提喜和尚为师”。据陈丕说，师父提喜住在漳浦高溪乡观音亭，他还供出同会的陈彪，住在平和县，赵明德亦在漳浦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
此时，起事失败被俘的林爽文亦在审讯中供认，“时常听见漳泉两府设有天地会，邀集多人，立誓结盟，患难相救”(张葳：《林爽文案诸犯供词》，《台湾人文》第3期)，故此，当严烟赴台一年后，他们相熟之后，便提出入会。入会之后，其他林氏子弟和彰化等几处地方之人亦随之相继加入，天地会在台湾声势大振。此次举事，便因诸罗县天地会杨姓首领兄弟，为争家产欲行械斗，引致官府大行搜捕所致。
提喜——陈彪——严烟——林爽文，这样一条传会线索便完整了。提喜成了天地会最重要的会犯。乾隆下旨严令大学士福康安务必拿获传会僧人提喜。福康安很快抓获了陈彪和僧人行义。在福建漳浦被抓获的行义供认，他的师父提喜也是他的亲生父亲；提喜“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洪二和尚，已于四十四年身故。”父亲在日，也曾经教给他三指诀。不过，行义说，那只是用来诓骗银钱。陈彪则坚称，并不晓得天地会是洪二和尚传自何人。
乾隆则保持着他一贯的精明和谨慎。他提醒他的大臣们：“即或实系病故，亦须得有实据，不可因行义有业有病故之供，迩不行深究，以致要犯得以漏网。”负责的官员们严刑审问行义，最终找到了提喜墓地，开棺验了骨殖，这桩持续数年的案子才算了结。
在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前，闽浙总督伍拉纳与福建巡抚徐嗣曾多次提审行义和陈彪，最终，这秘密会党才得以显露大致轮廓。
查明天地会是起源于提喜，该犯俗家名字是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在给乾隆的奏折里，伍拉纳这样写道。而这个洪二和尚便是天地会犯口中的万和尚。他继续汇报说，当初陈彪传给严烟的诗句，据说是传承自提喜之口，实际上“结万”，便是指结交万和尚。因为在漳浦土话里，“万”和“洪”是同音。至于天地会的创会元老们，“朱、李、桃实只见过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是远省有法术的人”。
乾隆五十三年被捕的天地会骨干张破脸狗，原是提喜初期的弟子之一，早在乾隆三十二年便已入会，但在受审时，却坚供乾隆四十六年方入会。或许是为了故意迷乱主审官员的视线，他伪供会内骨干赵明德乃广东潮州府大埔县人，在东门外下寮乡居住。但伍拉纳在奏折中指出，赵明德其实是福建云霄人，住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死后葬于乌石坑。
■洪二和尚
于是，伍拉纳的奏折、洪门秘笈和清廷档案，共同勾勒出了天地会往事。出生于福建漳浦的僧人提喜，最初在本村(高塘)寅钱寺出家，后来才到高溪观音亭为僧。乾隆二十六年，他以结拜弟兄的方式，在高溪观音亭创立秘密组织，并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取名天地会。他创造了三指诀，大指指天，小指指地，直伸中指按于心口，接烟递茶都用三指这个暗号，会内之人一见便知是“自己人”，又用五点二十一隐指洪字。他的首批弟子有卢茂、方劝、陈彪、赵明德、陈丕、张破脸狗等人。
至此，乾隆和他官员们方知乾隆三十三年福建漳浦卢茂举事、三十五年李少敏、蔡乌强举事，亦是提喜和尚的手笔。
这个神秘的僧人到底有何能耐？他所开创的一个秘密组织，在二十多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网罗了众多的农民、佣工、小差役、小商人、算命人和乞丐，形成地跨闽、浙、粤等省一股巨大的社会潜流。
天地会本身是秘密组织，传徒结会都有所保留，对于叛徒的惩罚也很严厉。被拿获的会众们或作伪供，或也只知一二。是以关于提喜此人生平，称得上是查无所据。据云霄县人方群达考证，云霄县高塘村郑氏正是提喜家族。高塘村如今尚有郑氏的私塾。1988年，当方群达前往高塘村之际，“这座坍废已久的庭院残基，座落于高塘村北门内(北城门已于1959年被拆毁)东北隅，坐西南向东北。虽然此前曾有一些村民在此废基址上杂建了几个简陋的猪舍并挖了几个小粪坑，以及种有数棵果树，但是还保留着原来遗存下来的几道石砌墙基和三合土夯筑的残墙断壁，尽管漫布苔痕，甚至有的已湮没……”(方群达：《天地会创始人提喜和尚身世考》)
据说，郑开就出生在这私塾里。
他生长的年代，正是帝制晚期的回光返照。汉学家孔复礼如是评价：“在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不受约束的劳工市场，以及个人依赖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极富号召力的现象，并与‘自由’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他接着说道，“但它们对于一个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人的心态所发生的影响，却可能不尽相同。”
如今，重修的高溪庙观音亭依山面海，酷似天地会切口“地镇高岗，一派江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中描绘的景象。那么，当年的郑开是否就经常面朝大海，等候一个勃发的时机呢？这个高塘村郑家的次子，又为何选择出家这样一条道路呢？
■ 游民社会
在郑开的青少年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从明朝的崩溃与满清的征服中恢复过来，随着白银的输入，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商业重新繁荣昌盛起来，尤其是闽粤一带发展速度更快。商品经济密集的商业网络连接起了村庄和市镇。商业的发展不止意味着可以致富，反而可能意味着在充满竞争的世界里，生存空间更小了。尤其是人口大爆炸的压力(康熙后期不过一亿多，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猛增加到三亿一千万)，大量的劳动人口流入市井，无所归依。
到了帝制晚期，农民阶层的特点是“小”、“少”、“散”。小，指耕种规模小；少，指财产少，也就是农民的普遍贫困化；散，指分散的劳动、居住条件，使农民与外界隔绝。“小、少、散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我国农民状况的日益恶化。其最重要的表现就在农民的游民化”(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游民们在帝国的通衢大道、市镇乡村、水陆码头四处游荡。
郑开选择出家当和尚，正是当时无业游民们的出路之一。他应该未曾在官府注册在案，可能只是一位边缘僧侣。估计他像十八世纪常见的游方僧一样，到处化缘乞讨。有学者考证洪二和尚是在四川创办了天地会，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完全有可能随西迁的移民们到四川讨生活。在那里和那些传统的自然经济容纳不了的游民阶层厮混，结成帮伙，患难与共，敛财分用。
于是，独立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和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之外，第三种社会组织“会党”产生了，“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整体中已自成体系，可以说是社会中的社会”。 (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于是，贩夫走卒、散兵游勇、星相医卜，那些谋求不正当生活来源的盗匪和家业衰败了地主，都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类，互援互助。因林爽文举事被捕的许阿协加入天地会的经历，就很能说明这种经济上的连接。他是广东饶平人，常到邻近的闽南平和县小溪地方贩卖酒曲。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携带银两到平和小溪赖阿边处购买酒曲，途中银两被人抢走。他向赖阿边倾诉。赖阿边告诉他说：“你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免了抢夺，此时被抢银子，亦可代你要回。”许阿协便与他一同“焚香拜会”，赖果然把被夺银两讨回还给许阿协。许阿协的同乡赖阿恩，儿子在福建漳州唱戏。他去探望儿子时，途中也被会内之人将衣物抢去。他将此事告知漳州戏馆的梁阿步后，梁对他说：“你只要入了会，就可以讨回衣包。”赖阿恩遂与他一同结拜，梁阿步不但为他讨回被抢之衣物，还传授他今后“如遇有人拦路抢劫，只用手指三个，按住自己心坎，就不抢了”。
那些头脑灵活富于想象力之人，便乘势而出，做了领袖。福建云霄高塘村郑氏宗族里一直流传洪二和尚“每次要做事以前，都要在庙埕中的一根通天柱旁作法，开始时把自己的身体紧靠着通天柱，将嘴紧贴着柱子念念有词，然后又把耳朵紧贴着柱子，像是在凝神细听，说是在听天地公复降给他谕旨，批准他替天行道做大事，救苦救难救百姓”。极有可能，洪二和尚为了增强在徒众中的威信，伪托身有异术。看来，他不但熟悉民间文化中结拜聚义等江湖义气，也深谙如何营聚吸纳下层民众之术。
在表面的盛世之下，我们所见是一个被人口过度增长、个人所得资源比例恶化和道德堕落的社会。生存、安全这样的基本问题，已经无法经由个人努力来改善，这种情况由于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既然社会无法提供公平，人们便寻求一种补偿机制。“忠义堂前无大小，不贪富贵不欺贫”，天地会的信念，吸引着那些生存无着流离失所之人，吸引着那些无权无势备受不公之人，也吸引着那些四方浪荡打劫偷盗之人。
身处十八世纪中叶的洪二和尚无从想象，他正处于中华农业帝国的艰难转型之际。许多人和他一样，不再依存于祖祖辈辈耕种着的土地之上，他们游荡于帝国的繁华市镇，远及荒僻乡野。于是，在移民五方杂处的市镇，在商品和交通发达的地域，一个游民社会诞生了。
这个秘密社会分解着传统的封建帝制和自然经济。在洪二和尚身后，历经嘉庆、道光两朝，天地会组织激增，披上了“反清复明”政治诉求的外衣，两百年来，虽是秘密组织，却拥有广阔天地。以此为肇端，哥老会、袍哥、青红帮等秘密会党和白莲教、天理教、拜上帝会等秘密教门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天地会(洪门)更是为推翻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会党长于破旧，却不能立新，此时西方早已风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国这一股无所不在的社会势力却始终只能作为武装力量，被利用、被消灭，中西社会由此拉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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