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事起后,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唯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利,地位和号召力,加上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又大有人在,因此,他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然而曾国藩却不敢有此念头,更不敢答应下属的劝进,还是硬下心肠,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国藩的劝进行列中,第一位且始终如一的一位当属湖南著名才子王运。他在经、史、文学方面都卓有成就,并注重学以致用,特别是想寻找机会,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的机会。最初,王运曾多次向曾国藩上书言事,并得到曾的重视。此后,他又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但曾国藩把其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优礼甚之,而于其意见却很少采纳。 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原来咸丰帝临死的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新朝廷却仅仅给其一个一等侯,并下诏命。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视其为十二道金牌,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并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于深夜请见曾国藩。曾则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作答。双方虽都未点破,但曾的对联却把四人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郭松焘、李次清皆是。如李次清借贺功向曾国藩进联曰:“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胡林翼借曾国藩寿诞进联曰:“用霹雳手段,辛菩萨心肠”;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直接给曾国藩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此时,一向以霸才自居的王运也来到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 一是拥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 二是干脆在东南义举,为万民做主。 同时告诫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 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还是王运。那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并自剪羽翼,裁撤湘军一年以后。王运此时已成了名满天下的学者,以讨论学问为由劝曾国藩做曹操,曾则平静故作不知。王运终知其帝王之术再无实现机会,只得悻悻而归。曾国藩不听劝进,不当皇帝,固然有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影响,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不敢当这个皇帝: 1、曾国藩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控却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之间,这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 2、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因劝进不成,已与曾国藩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 3、湘军号称30万,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 4、湘军经过长期征战,已不复当年朝气,军纪腐败甚至超过当年绿营。靠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争夺天下,天下人谁会跟从? 5、即使曾国藩黄袍加身,恐怕也会演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其弟曾国荃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胜过赵光义多倍。他能带头劝进,把黄袍加在曾国藩身上,也会随时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落骂名的是曾国藩,得实惠的是曾国荃。 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敢听从劝进,去当皇帝。也正因为以上原因,他才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试想当年曾国藩如听从劝进,打起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历史将会怎样改写?但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现代人去假设,曾国藩最终也只能做一个对得起清朝的忠臣,让现代人去骂他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千古罪人。【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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