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能力，素为世人称颂，亦常被后人赞之为“千古第一明君”。他十六岁应募从军，十八岁助父起事，后率唐军东征西讨，终至全国统一。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成功发动“玄武门事变”后被立为太子，二个月后即帝位，史称唐太宗，次年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在位（公元626-649年）期间，吸取隋亡的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民族等诸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恢复和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渐安定，国力不断增强，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被后世称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兴旺局面，为后来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有雄厚坚实的基础。那么，“贞观之治”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它涵盖了一些什么内容呢？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1]），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年号贞观。名字取意“济世安民”，陇西成纪人。[2]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书法家和诗人。生于开皇十八年（599年），早年随父亲李渊进军长安于618年建立唐朝，他率部征战天下，为大唐统一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秦王、天策上将。626年玄武门之变夺位登基后，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他虚心纳谏，[3]厉行俭约，轻徭薄赋，使百姓休养生息，各民族融洽相处，国泰民安，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全盛时期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功大过微，故业不堕”，为后世明君之典范。[4]庙号太宗，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
通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李世民认识到老面姓的力量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隋朝的覆辙，从贞观初年起，他就特别注意处理好君与民的关系。他引用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国家存亡之基础。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他在全国实行“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得到温饱。
李世民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徒益其奢侈”乃危亡之根。为此，他于贞观之初便采取了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譬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室，破除厚葬旧俗，如有违反，依法问罪。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重臣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与此同时，他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了一些“恤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为他“安人宁国”的治国总则服务的。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
李世民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学识为本。”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李世民用人的大度和准确，是历代帝王所不能企及的。
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太子李建成的旧部魏徵、王珪、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起义出身的将领徐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恭、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先后，一概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又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是历代帝王中唯一不但不杀手握重兵的功臣，而且还委以其重任的皇帝。这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和识人的慧眼啊！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
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皇帝一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的辅佐，不可能民安国宁。因此，他对“纳谏”“纳贤”的重视，也是历代帝王无法比拟的。他接受了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小心翼翼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尽量使自己少犯错。他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的道理。他对属下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人君必须忠臣辅弼，乃得身安国宁。”他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要求臣僚们进谏。在这方面，他与魏徵的关系堪称典范。
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向原太子建议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责问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徵面无惧色地回答：“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对魏徵的回答并未发怒治罪，而是“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薄。”因为他“素重其才”。
有一次，李世民下诏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人伍。魏徵拒绝在诏书上副署（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便没有法律效力。这是限制无限皇权犯错的好办法，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制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为了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徵回答：“陛下常说要以诚信待天下，要百姓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百姓诈欺。”于是，李世民接受了魏徵的批评，并立即收回成命。
这一次，李世民被魏徵顶得实在按捺不住了，回宫后，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要杀谁？李世民说，杀魏徵！因为他“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退回后宫，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他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聪明的皇后，让皇帝转怒为喜。
第四，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
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唯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而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特别强调，法律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以“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对待立法和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因此，李世民即位后即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布《贞观律》，同时还编制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
李世民认识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所以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为了“不夺农时”，政府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尽量减少征发徭役；为了鼓励垦荒，规定归来的流民可以减免赋役，设置义仓，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释放宫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为了发展生产，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材，李世民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不分出身门第，让天下俊才皆为大唐所用。为了巩固边防，李世民遣将击溃了经常扰边的突厥人，设立安西四镇，使大唐疆域向西扩展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贞观时期，大唐王朝呈现出来的是“海内升平，路不失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资治通鉴》语）“边境安宁，万国来朝”的繁荣局面，“贞观之治”就是这样炼成的。
另外，贞观时期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时期，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之一。在李世民的治下，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未用酷刑来警阻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并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太祖对贪官的处罚最严酷，可明代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由此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靠事后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而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也有人认为，李世民是一个伪君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玄武门事变”的罪过而把自己装扮成明君的。我以为，哪里会有这样一个“伪君子”，为了百姓的福祉，为了国家的繁荣，克己用俭，用自己一生的时间，以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态度来实践自己的使命的呢？！如果这样的君王也是“伪君子”，但愿中国能多出几个这样的“伪君子”。不过，无论李世民是“伪君子”也罢，是真明君也罢，结果他就是赢得了千秋传颂的历史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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