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作为段祺瑞的心腹谋士,皖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与皖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皖系兴则在徐,败亦在徐。
徐段邂逅。徐树铮字又铮,安徽萧县人。1901年赴济南拟投袁世凯,投袁不成,却意外碰到了段祺瑞,段“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聘为书记官。1905年由段支持赴日本留学军事,1910年学成归国任江北军事参议,实为江北提督段祺瑞的总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段祺瑞署湖广总督,统率第一军,委徐树铮为总参谋。
时南北且战且和,相持不下,段奉袁世凯之命联合北洋军官50人通电拥护共和,电文云:“立定共和政体,以观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
这份轰动一时的电文便是徐树铮草拟的,它对促使清帝退位,为段祺瑞捞取政治资本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段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徐则任陆军次长;段为国务总理,徐则任国务秘书;段为参战督办,徐则任西北边防军(前身为参战军)司令,可见二人一荣俱荣,步步相携,段视徐为肱股,徐奉段为至尊。
扑灭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利令智昏,意欲帝制自为。段祺瑞从一开始就不附和,所以袁段的关系闹得很僵。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陆军部事务基本上由其全权代理,故袁很讨厌徐,几次想把徐调离陆军部,段都拒不照办。1915年5月,段经与徐树铮等心腹密商后,决定“藉病退养”,消极对抗。后形势有变,护国军兴,袁很希望段能出山助一臂之力,段委他人与徐商量对策,徐建议段称病不出。段果然一直归隐不出,随着袁世凯一命呜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军阀派系势均力敌,争权夺利,徐对段的影响,对皖系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二、奔走策划不遗余力出于独揽大权的政治需要,段祺瑞二任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矛头直指段祺瑞,段以此为由,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
1917年11月,因对南方作战陷入僵局,段祺瑞宣布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1月18日,直系将领曹锟和长江三督联名发电,主张停止内战。可是不久曹锟便声明,电文未经本人同意,故不能负责。曹锟在北洋派中实力最大,地盘又最接近北京,他的态度很有影响。徐树铮见有隙可钻,立刻跑到天津对曹大肆诱惑,表示曹如倾向主战派,以后改选时一定捧他为副总统。曹果然于21日单独宣布,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初看起来是一折衷方案,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战论。
段的野心、徐的跋扈,终于使直皖矛盾公开化,由于自感实力不足,于是段派徐到奉天劝调奉军入关,以壮声势。徐树铮十分清楚,要把“东北王”请进关内,不给一点好处是不行的。正巧陆军部向日本政府购买的军械有一批将在秦皇岛上岸,徐便自作主张将这批军械留下来,作为送给奉军的见面礼。由于做得十分巧妙,不仅冯国璋抓不住把柄,连段祺瑞知道了也不能多说什么。
张作霖本来就很想干预中原政局,有了现成的礼物,自然愿意倾向皖系。1918年3月12日,奉军设总司令部于军粮城,张作霖自任总司会,委徐为副司令,“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奉军入关,对冯国璋构成极大的威胁,他只好亲自请段祺瑞重新组阁。段内阁的复活表明皖系在同直系的争斗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其中徐树铮立了大功。
但是,奉军入关并非真正要到前线同南方军作战,当徐树铮不停地奔走于京、汉两地,计划将前线部队全都换成奉军共6个混成旅时,张作霖立刻感到不能容忍了,他以边防吃紧为由,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依靠他人军队绝非长久之计,关于这一点,段祺瑞早有意识。1917年底段被任命为参战督办,即着手编练参战军,1919年1月参战军正式成立,共编成三个师。很明显,段以参战为名,在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军之名已不适宜,于是改称边防军,徐树铮则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发展边防军的根据地。
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就职不久,外蒙少数民族分裂分子掀起“自治”风潮,北洋政府将库伦都护使陈毅改授豫威将军,由徐树铮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逐步深入外蒙。重兵戍边,措施得力,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制止了民族分裂,在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及领土完整方面,徐是有一定贡献的,由此,既加强了边防军的实战能力,又提高了皖系及徐个人的政治声望。
由于徐树铮出谋划策和积极奔走,皖系的权势日益增大,达到了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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