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的文风 初唐四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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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的文风    初唐四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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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1]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1、初唐四杰的文风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邻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杰出人物。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思想严肃,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由他们开始了初步的定型。他们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他们的诗尽管未能摆脱南朝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2、初唐四杰的贡献


    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滕王阁序》;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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