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忠告说:“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不幸的是,70多年后,这一预言像一枚子弹,无比精准地击中了苏共的胸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巨人轰然倒地!列宁所说的“这个”后面,其实还有“那个”,即特权思想。这是滋生官僚主义的根源。苏共之所以亡党,就是因为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出现了一批“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
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自始至终保持高度警惕。毛泽东提出进城赶考,“决不做李自成”,因为李自成的那一套还是“打倒皇帝做皇帝”,与过去的封建专制没什么两样。这跟人民政权的性质和共产党的宗旨水火不容且格格不入的!
当年,八机部部长、井冈山老战士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中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你看,搞特权脱离群众不言自明,关键是群众必然会脱离我们!毛泽东对此批示得更严肃:“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特权思想最大的误区,就是感觉搞特殊是“正常的”。中共元老谢觉哉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
这种“天经地义”“正常”的观念,当前在我们一些党员干部身上还有没有呢?不仅有,个别的甚至十分严重。一些同志潜意识里总认为,自身的能力、贡献,哪一点赶不上那些富商巨贾,凭什么他们挥金如土,而我只能吃苦受穷!生活上特殊一些,算不了什么。如果没有特权,当官干什么。这样的“正常”心理,害了多少同志!
1980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着重强调:“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极大的耻辱”,这五个字字字千钧。须知,党员干部谋求特权和私利,毁掉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形象,更是党的形象;葬送的不仅仅是家庭的前途,更是党的前途!
从制度上思考拒腐防变的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毛泽东当年曾做了一个发人深思的对比。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随着我们掌握政权,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习主席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表明党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更加注重科学有效防治腐败的制度设计。
著名新闻记者赵超构曾在燕大座谈会上,充满敬意地描绘延安印象:“能力大的,做的事多,也就是说,他是更多的群众的牛,相同的,能力小一点的,自然是作一个较小的群众的牛。”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拿来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有什么特权的话,惟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像老一辈共产党人那样,俯首甘为孺子牛,给人民当牛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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