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墨家思想及其影响力

一、墨子简介：     墨子姓墨名翟，生卒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鲁国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自然科学家。出生社会下层。他的学说被称为「墨学」，是战国时期与儒学并驾齐驱的「显学」。墨子的学说反映下层平民的思想和要求，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很罕见的。       最初受业于儒家（《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尊尊亲亲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及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靡财害事的丧葬抱有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强调要学习大禹刻苦俭朴的精神。遂脱离儒家的“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而创立墨家。墨子为宣传自己主张，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   二、墨家学说：   1、核心思想：      “兼爱”是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尽管墨子的主张名目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为推行他的兼爱学说而创造条件。俞樾曾说过，墨子唯兼爱，是以尚同；唯尚同，是以非攻；唯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这段话道出了墨子思想的要义。墨子从平民阶层的立场出发，将他的「兼爱」（无差等的爱）学说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了各种鲜明的主张。墨子最为后世景仰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 “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政治学说的核心思想，也是他的社会伦理学的中心内容。墨子提出兼相爱的思想是对儒家主张的"仁爱"说的挑战和突破。       墨子提出的兼爱不仅是对儒家仁爱说的突破和批判，而且把爱的"主体对象"予以换位，平民是爱的主体对象，而不是儒家主张的爱的主体对象是贵族、王公和君子。所以，墨子明确提出"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的原则，并要求天子君王都要做到。兼相爱与交相利是紧密结合着的。他认为，爱而必利，不利无以见爱。他把这种义利一致、爱利统一的兼爱相利的社会伦理上升到治理国家、佐治社稷的高度，作为他奔走救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非攻：   2、尚贤、尚同：       进步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主张，尚贤、尚同是墨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部分。这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预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一样，救民于水火的「忧患意识」是墨子创立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所以墨家学说最终都是立足于治国论上。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理想出发，墨子提出了「尚同」（主张意见与上级相同）的理想国模型。而建构理想国的具体方法，一是「尚贤」（推崇贤士），二是「非攻」（反对攻伐）。    3、节用、节葬、非乐：       反对贵族统治者腐化奢侈的生活，主张「节用」（节俭）；反对社会上的「厚葬久丧」习俗，主张「节葬」（节制丧葬）；反对统治者的歌舞升平，主张「非乐」（反对音乐造成的浪费）。总括而言，墨子的经济思想有合理的一面，也有眼界狭隘的一面。    4、非命、天志、明鬼：       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比较明确地肯定天神的存在。他所说的「天」不同于儒家学说中代表社会义理的「天」，也不同于道家学说中代表自然规律的「天」，而是传统宗教中具有人格性的天神。「天」有意志，有作为，是人类社会的主宰，而「天」的意志，称为「天志」。鬼神则是「天」的使者，替「天」执行「赏善罚恶」的使命。    三、墨家的法治思想：       天为法则，相爱相利：法与道德相辅相需的法治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君王治国的思想意识是比较顽固的，这在历史上和现实上，对于建立法治社会都是严重的障碍和阻力。墨子是主张建立法治社会的。他竭力倡导尚贤尚同的平民民主政治，这本身就萌发着法治思想。对法、义的具体说明有着优于儒、法两家的特点，即把法与道德结合起来，视二者为相辅相需的关系，不是像儒家和法家那样各执一端，把二者对立起来。墨子认为，法、义是以相爱相利为价值取向的，因此，只能以"天为法则"，而不能是其它。       墨家的这种法治观的特点，既是儒家和法家的法治观所不能比拟的，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当今社会发展的思想精华之一。其实墨家思想与现在西方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墨家思想的人民性在古时无法被封建统治者接纳,墨家思想在清末到民国也曾经昙花一现,后来引进共产主义后又沉默下来了,墨家思想也与佛家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在古时墨家思想虽在官方烟灭,但活跃在民间,特别在道教,其实融入很多墨家思想,中国两千年来一直以儒家为主流,儒家时代局限性很多,不容易与现在的西方文明接轨    四、墨家的认知论：   1、认识论：       第一，承认人类主观意识之外，有客观的物质的存在，而且它是第一性的东西；第二，承认我们主观的官能——所谓“五路”（即五官）和“心”“知”——有“貌”“拟”外物（即反映外物）的能力；第三，认为主观的官能，不但须与外物接触，并且还须与外物相习，才能认识外物，即是说，承认认识是一种实践的过程；第四，承认客观事物是有真理的基准的，真理须以实践的检证为基准。   2、知识来源：       墨家大体上分为三种。第一为“亲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由感官的感觉而得来的；第二为“说知”，根据直接间接知识经验，由思维的推论而得来的；第三为“闻知”，由他人的告语传授或阅读文字等而得来的。层次虽然有三，但墨家判断知识的真伪，则以客观事物的真相为标准，同时以实践为真理的检证。一条重要规则：在已知条件下无法判断事情真伪时，默认为真；直至事实证明该为伪为止，推翻该论点。   3、检验方法：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很重视辩论，他认为，要进行辩论，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以衡量一种言论或学说的真伪。为此，他提出了判断言论是非真伪的三条标准──“三表”或“三法”：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学不但在实践上“好天下”，而且在推理上不脱离现实，所以尚贤说“民无终贱”，天志说“我之仪法”，兼爱说“兼以易别”，明鬼说“贵贱同享”，都是以人民百姓的利益反对贵族君子的利益。这实在是和中古封建的正统思想相矛盾的。如贵义篇载穆贺对墨子说：“子之言则诚善矣，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荀子说墨子是“役夫之道”。实际上问题还不仅在于墨子的贱人和役夫的行为，因为孔子也说过“吾少也贱”；而主要在于其“所为”与“道”。墨子的“所为”与“道”，又正是所谓“僈差等”、“尊卑无别”、“无益于人君”，这是与秦以后封建专制的“名教”适相矛盾的。   五、 墨家思想的流传和影响力：   1、影响力：         儒，墨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显学（《韩非子?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是分庭抗礼。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墨家同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结社组织，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其最高的领袖被称为“巨子”或“巨子”，墨家的成员都自称为“墨者”。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情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2、流传：       非要追问不可的是，墨家思想真如学界所论，自秦汉已降中绝了吗？难道墨家思想因之就了无痕迹了吗？实非尽然。       首先，侠义精神流传下来。       其次，守疆非攻的精神亦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国民性之一要素。       再次，直至今日，墨子的鬼神教义依然深植民间。一方面，天志与鬼神之论，使民间的信仰看起来繁芜混杂；另一方面，这种民间信上天鬼神赏罚的“心条”为历代社会秩序的建构以及有序，着实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功业。甚或比儒家伦理教化事功卓著。细究起来，儒家诉诸的知耻内心化，源于个体的自觉，而墨子的鬼神临鉴，则诉诸赏罚，就人性论，后者显然比前者更能促使人们自我敛束。     墨家的身体力行以及“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思想，不仅为世代统治者所警醒，还沉潜在民间，养成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一般品性，功莫大焉。蔡尚思先生所说的“墨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超过任何一家一派”绝非夸饰之辞。他的伟大哲思，值得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和深入发掘   3、发展和分化：     战国后期，分化为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不过也有一说是分成三派，例如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   六、 墨学衰微的原因：       欧洲中古经院学派只能笺注神学，不能笺注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与艺术。后期墨学所发展的是思维方法的科学，与封建社会的黑暗愚昧是适相反对的。注经大师的经今古文学派之争，争乎神秘的专利者有之，未闻要争科学；争乎讥纬迷信者有之，未闻要争判断之合乎科学。名学为言语科学，而不是言语符咒，所以它就必然为中国的注经大师所排斥。所谓定“一尊”，是中外封建制社会的共通精神，而墨学在这样的社会可以尊么？墨学可能如道家被自由解释为“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史记自序）么？墨学可能如佛学之被引伸为宋、明理学的佛儒一贯么？       墨学衰微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学派性与中古封建制度之不相容。到了汉代，墨子学派发展为农民运动的游侠，这也并不是偶然的。汉以来“杀人者死”这一生命保障的要求，原来早已是“墨者之法”，被农民所拥护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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