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 3月成立、1943年 6月解散的第三国际与第三罗马有很多相同之处，换用现在流行话语，“共产国际”是“第三罗马”意识形态的升级版，是用社会主义语言包装的“第三罗马2.0”版本，是用意识形态语言包装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阶段。
从苏联时期，莫斯科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麦加”、“国际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心脏”、“世界苏维埃联邦的总指挥部”就可以窥其实质。对第三国际的通俗解释是，“苏维埃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的性质而言，它可以担当世界的拯救者”。普通的俄国老百姓认为“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从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时反对它的组织叫“圣灵第四国际”可以看出来，第三罗马渴望而没有实现的愿望第三国际都实现了，第三国际也是一个神圣帝国，也是以正统的思想为基础的，也是以俄罗斯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在这里两个救世主——俄国人的救世主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是相互重叠无法区分的。
十月革命时苏维埃的领导人都怀有不可抑制的“世界革命”的激情，这里面既有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有“弥赛亚精神”沉积散发的效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后的苏俄会孤立地存活。俄国革命被看作是掀起欧洲革命的冲锋号，是推欧洲革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列宁认为，只要俄国发生了革命，整个欧洲都会很快行动起来，只要俄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打开缺口，不愁欧洲无产阶级的整个方阵不会跟上。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的宣言上写着：“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会刀剑入鞘。”在第三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发言人的结束语都是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就是筹备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列宁认为，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就应该在一个“总指挥部”的指导下运行，各国的运动都必须在第三国际范围内统一协调，斯大林甚至把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标。（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0卷，47页。）
为此布哈林提出“红色干涉”的口号，托洛茨基提出组建一支骑兵军，去远征印度，策动南亚的革命。1919年苏俄还组建过一支不属于红军的“苏维埃多民族特别军”，并由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瓦采季斯统一指挥。季诺维也夫乐观地认为，不出两三年，整个欧洲就会苏维埃化。
1920年红军曾进入伊朗，建立过“吉朗人民共和国”，1921年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借口消灭白军强行进入蒙古，扶植建立了亲苏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还曾组织过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政府和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波兰政府，对波罗的海三国也兵戎相见。在西方受挫以后，又改换“西守东进”的策略，在东方四面出击，尤其是在中国，命令远东局联合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组建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行动，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都隐含着“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的用意。（参阅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110页。）
第三国际策动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产国际就是超国家的共产主义联盟的雏形，是苏俄对外政策的工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历史的火车头带动我们去建立国际革命苏维埃”（《真理报》1918年1月29日），新的国际采取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的形式。
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国际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具体事宜。列宁在为此起草的文件中说：通过联邦制来实现苏维埃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专政变成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性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发迫切了。为了确保俄共的老大地位，列宁为申请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规定了20个条件，特别强调，“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改变自己的名称。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所有的他国党作为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并向其宣誓效忠。共产国际对其直接实行组织控制，完全可以凭他们的考虑选择该国共产党领导人，旨在于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和“俄国利益化”。
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就名称问题曾有过一番争议。有人提议，目前其他地区的革命尚且遥远，而欧洲革命指日可待，因此可以“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名，简称“欧联”。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诘问到，那是否意味着以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便不能加入“欧联”？最后大家觉得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命名更妥当，这样凡是苏维埃国体形式的国家都可以参加进来。苏联在成立宣言中强调说：这种国体形式“保证现有的或将来产生的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加入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成立宣言》，见《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出版社1987年，73页。）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前夕，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文中说：“从前教会常说：光来自东方，其实在我们的时代，革命已在东方开始了。”接下来他写道：不再是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幽灵，而现在在欧洲大陆上昂首阔步的是有血有肉的共产主义了。欧洲不能不看到拯救欧洲的只有全大陆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一旦德国加入这个联邦，苏维埃意大利和苏维埃法国也都会加入，只不过是早一个月迟一个月罢了。（多伊彻：《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494页。）亚洲的苏维埃国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将来我们的苏维埃联邦会无比壮大。如果暂时还达不到“大苏维埃联邦”的设想，那么就掌控这些民族的领土，培养维护苏维埃俄国利益的势力也极为重要。
1920年列宁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告：“我们将手挽手地同德国苏维埃政府一起前进，这已为时不远了。”正因为如此，红军把波兰人赶出乌克兰后，列宁主张打波兰，以便穿过波兰去帮助德国。当时的口号是：只有苏维埃华沙红旗飘，我们才罢休。
苏波战争是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打出国界的军事行动，当时认为波兰是俄国通向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路，打下了华沙，德国革命就为期不远了，整个西欧的革命便指日可待。俄共对其所属的波兰支部是这样教导的，“没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波兰的自由”，红军的对波战争是“正义之师”的“解放行动”。1920年托洛茨基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把白色波兰变成废墟”、“英雄们，向华沙前进！”“向西进军！”（Маршна Варшаву назапад）的动员令，并拨款10亿卢布组建“红军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准备随红军接收波兰政府。
在部队动员的时候，列宁、托洛茨基反复向部队强调，我们是解放者和拯救者，是去帮助波兰工人阶级摆脱奴役，而波兰政府的进攻是违反本国工人阶级意志的，红军的到来将会受到波兰民众的欢迎，我们将在白色波兰的尸体上，和自由独立的波兰工农会师。列宁说：“要谴责保卫祖国的思想”，号召波兰工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
和中国在抗战时提出的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相反，第三国际从来认为工人阶级不应该对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感兴趣，所以不给本国政府以任何支持，而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放在一切利益之上。但实际上苏俄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实下，维护的是大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列宁坦陈：没有料到波兰这一在俄罗斯传统上“附属小国”骨头那么难啃。他说：“为了结束战争，必须给那个竟还敢于玩弄战火的最后一个邻国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应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让他们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玩火”。（《列宁全集》第2版）
1920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全世界工人谴责波兰对红军的反击。苏维埃俄国的入侵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表现，就是捍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波兰的自卫就是国际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阶级的强盗行径，就是对苏维埃的武装干涉。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1918年11月11日重新获得独立的波兰人丝毫不认同苏俄的“大苏维埃”构想，他们以爱国主义概念团结一致。社会党领袖毕苏斯基说：不管红军打着什么旗号，不管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如何叫嚣“世界革命”，只要进入波兰领土的军队对波兰人来说就是入侵者，应坚决予以痛击。波兰各界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毕苏斯基元帅的领导下迎头痛击越界大举进犯的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第七集团军，使苏俄红军终于兵败华沙。
对此，布尔什维克总结说，欧洲工人的保守性是政治外表下的假象，在外表下面潜伏着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本能，而所需要突破的是这层薄薄的外壳，使它释放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潜能以及表达出与俄国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意愿。这些都反映出早期布尔什维克在心理上没有能力承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孤立，也反映出俄罗斯人追求建立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超国家的本能的释放，只不过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包装了一下，而“苏俄中心论”和“俄国利益化”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
后来的共产党情报局、社会主义阵营的华约组织、经互会组织也是以老大哥苏联为轴心，将苏联的模式强加于兄弟国家。苏联自恃“老子党”发号施令，从来都是把苏联与“阵营”内部的国家看作是“主导和附庸”的关系，处处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粗暴干涉和无理制裁稍微表现出“自主倾向”的力量，扶植亲莫斯科的派别，在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主导下，出兵匈牙利，出兵捷克，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也为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
第三罗马、第三国际都是这种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超国家”思想的体现，但事实证明它是不成功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轴心国的强制的基础上的。
“后苏联时代”的独联体
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大家庭难以为继，“超国家”思想遇到了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已经意识到，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不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鼓吹的“兄弟情谊”基础上，而应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俄罗斯不应靠强制迫使原小兄弟国家追随自己的政策，推动他们走向更积极一体化的应该是，成员国主权平等和经济主导下的正常关系。
剧变以后的俄罗斯领土大大收缩，加盟共和国纷纷拉旗单干。虽然中亚一些国家是不情愿的“被独立”，但各国领导人一旦尝到“独立国家”的甜头，是不可能再逆转受制于联邦的制约，所以“独联体”内“独”的实质大于“联”，落单的俄罗斯为了维护传统势力范围，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苏联的思维模式照旧，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牺牲经济利益，喂那些过去的伙伴吃“一体化的胡萝卜”。这叫做“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例如1990年代在能源价格方面，俄罗斯给这些国家供应的能源价格比出口欧洲的低2/3，提供给乌克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每1千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是50—60美元，是比市场价格低很多的“政治价格”，卖给波罗的海和北约成员国的是85—90美元，卖给波兰的是120美元。
遗憾的是，俄罗斯放下身段的“经济置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依然是一边用着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一边向北约、欧盟抛媚眼。俄罗斯人对这种行动感到十分恼火。他们说，“我们在经济上援助了他们，他们却在背后捅刀子”。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以后不会再按照不利于自己的价格向这些“白眼狼国家”提供能源，从2006年1月1日起，乌克兰将以160美元的价格高价购买天然气。
另一种极端是，俄国仍用大家庭的眼光看待那些已经独立的国家。在俄国至今“小鸡不是鸟，乌克兰不是外国”的观念仍很有市场。2005年俄向乌提供的天然气价格是1000立方米/50美元，是为了维护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以俄做出经济牺牲为代价的特惠价格。乌克兰“颜色革命”以后，俄罗斯使用“天然气杠杆”狠狠地惩治了一把基辅。这次“斗气”，俄罗斯就是想让乌克兰明白，你这种在夹缝里生活的国家，一次“颜色革命”就忘了自己是老几了，别忘了传统的依赖对象，一头扎到欧洲的怀抱，就以为自己抱上了粗腿，兴许欧洲连自己个儿也顾不过来了。看准了，欧洲4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还要靠俄罗斯供应，离了张屠夫，它没准儿还真要吃连毛猪了。
2005年9月，普京在柏林与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商定，要建设一条通过波罗的海海底、绕过波兰和乌克兰的输气管道。在2011年建成以后，乌克兰立即就丧失能源过境运输的诸多好处。俄国明确指出，凡是按西方原则和与亲西方政权建立关系的国家，不再享受“兄弟式”的优惠，今后俄不再对能源制定政治价格，也不再为独联体国家的能源买单。
事实证明，用自然资源作为筹码的外交手段也是失败的，运用能源武器扭转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趋势也是不成功的。以这种方式获取超级大国地位的努力和达到的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实用主义策略，也许可以拢得住一时的人心，却助长了“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心理，从而更限制了建立长期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其实“一体化”本来是一种互惠双赢的政策，它的双向意愿很重要，任何国家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和配合，前提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让每一个成员都能体会到联合协作的必要性，自然会加强彼此间的依存度。按市场原则并不意味着放弃独联体，承认有权维护自身利益和市场原则并不矛盾。
自独联体建成以后，它的内部分裂就在所难免。独联体国家目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向西方靠拢的国家，即“古阿姆”成员国，它们包括：乌兹别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这些国家在一些大原则上能够基本协调一致，同时得到波兰、捷克、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罗马尼亚的支持。这是让俄罗斯感到不快和担忧的地方，感到在俄的周边正在形成一个被西方同化的“颜色革命圈”。如果任凭这一势头肆意发展，它会步步进逼俄的核心地带，接下来说不定其他国家也会被传染，不知什么时候也会去加入到“民主联合体”的阵营里。那对莫斯科来说将是致命的威胁。
另一种类型是亲莫斯科的忠实盟国，比如欧亚联盟提到的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作为第二梯队的共同体观察员国家，比如乌克兰、亚美尼亚等。对俄罗斯来说，迫切需要调整战略目标，拉住传统的“伙伴”，不要使这些“亲莫斯科”国家再心猿意马发生摇摆，导致俄罗斯失去了外衣的“保护”裸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结论：第三国际、共产党情报局因为是靠强制维持，不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建立起来很容易，在高压强制下也可以延续，但是既不符合时代潮流又不符合民族国家特性，是无法长久的，苏联的解体是陈旧性大帝国瓦解。
欧盟的跨国家方式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超国家，它不再企图扮演拯救者的角色，比如轮值主席就和苏联老大哥的领导职位不一样。它要建立一种氛围，习惯听到各种声音，互相之间既不是雇主与附庸的关系，也不是强国庇护弱国的关系，因为联盟内各国水平参差不齐，又要体现民主的原则，所以难度就格外大。因此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反复。普京倡议的“欧亚联盟共同体”如果能够形成的话，它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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