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南宋(1127—1279年)立国一百五十三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较低。一是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积贫积弱。以积贫而言，南宋赋税剥削苛重，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困难重重，滥发纸币又造成物价飞涨，生民重困；以积弱而言，在前期，对金作战败多胜少，被迫签订了一个个屈辱的和议，金朝灭亡后，又一直受到蒙元军队的侵扰，国土日削月腹，最终逃脱不了被攻灭的命运。二是认为南宋是一个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腐败社会，不足为后世效法。

    几十年来，随着对南宋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已逐渐开始改变这种看法，认识到南宋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朝代，也是一个贡献甚大的朝代，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研究它。但是，不可否认，迄今为止，尚有不少人或仅仅根据南宋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或囿于传统记载甚至小说家之言，仍然轻视南宋，贬抑南宋至深，即使一些承认南宋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学者，也总以为它毕竟是一个偏安政权，比之汉唐，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这种评价缺乏对南宋国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只是就南宋而论南宋，缺乏对南宋国家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忽视了南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忽视了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故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一、繁荣的社会经济

    宋室南渡和女真贵族对华北、中原地区人民的野蛮统治，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给南宋国家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他们与当地百姓一起，辛勤劳动，极大地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农业生产技术在南宋时获得了显著进步。一是农器种类繁多，元代初年，王祯在《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已达一百○五种之多，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南宋时都已出现。主要农具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尤其是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到南宋时更加灵活轻便，适宜于在水田耕作。犁镌、犁壁作了分工，使犁起的熟土在上，生土在下，有利于作物生长。至此，中国传统时代的犁耕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一直沿用至今。二是重视深耕细作，施用追肥和“靠田”技术，以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制，首创了早晚稻的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提高了两倍多。此外，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移，对麦子的需求量激增，加上政府的鼓励，南方农民开始普遍种植麦子。与北宋相比，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其次，南宋时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北宋时，南方手工业生产的总体水平虽然已经赶上北方，但还有不少生产部门在南方之上。到了南宋，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北方手工业者的大批南下以及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人，使南方的手工业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了矿冶业因受资源条件限制，仍较落后以外，其他生产部门如纺织、瓷器、造船、造纸、印刷业等全都超过了北方。

    再者，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南宋的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具体表现为城市的繁华、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南宋最大的城市是都城临安府，到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仅城区(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即达991650口，加上众多的流动人口，全市约有140万人左右。而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3．4万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1](P246)了。

二、光辉灿烂的文化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北宋灭亡以后，宋文化在南方地区继续蓬勃发展。

    一是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南宋时理学最终形成，有以朱熹为代表的主流派道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械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浙东事功学派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崛起，他们中有以叶逋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在理宗朝以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的繁荣。南宋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它们在南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的士人就达3.7万余人，约为北宋熙宁初的250倍[2](《崇儒一》)。州县学在北宋虽多次获得倡导，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两宋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3]，约为北宋的4倍，著名的白鹿洞、象山、丽泽等书院，都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繁荣。

    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南宋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识政治和本朝故事，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通过史学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参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视文治，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大，许多人将著书立说、刻书卖书作为谋生手段。这样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学家治史态度之严谨，考辨之详赡，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他们的史学著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其爱国思想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是文学、艺术的繁荣。南宋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词是两宋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据唐圭章所辑《全宋词》统计，在所收作家籍贯和时代可考的873人中，北宋227人，占26％；南宋646人，占74％，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刘克庄等都是南宋杰出的词家。宋诗的地位虽不及唐诗，但南宋诗就其数量和作者来说，却大大超过了北宋。由北方南移的诗人曾几、陈与义；有“中兴四大诗人”之称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有同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有作为江湖派代表的戴复古、刘克庄；有南宋灭亡后作“遗民诗”的代表文天祥、谢翱、方凤、林景熙、汪元量、谢枋得等人。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以及戏曲等，都有长足的发展。同时，南宋官方十分重视书籍的搜访整理，私家藏书更是远胜前代。

三、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南宋亦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4](《导论》)此话一点不假。不过如果将南宋与北宋相比较，李约瑟上面所说的话，恐怕用在南宋会更加恰当一些。

    首先，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即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在南宋获得了比北宋更大的进步。当时，指南针已从简单的水浮单针发展为比较复杂的罗盘针；南宋绍兴年间，作为地方守臣的陈规，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用长竹竿制枪筒以喷射火焰的“火枪”，这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此后，南宋人又发明了使用弹丸的“突火枪”；南宋文臣周必大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刻印了自己的著作，成为历史记载中实际应用活字印刷的第一人。

    其次，在农业科技上，南宋陈旉所著《农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的农学著作。该书首次对土地利用规划的技术进行了研究，并在养蚕栽桑和农业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卓越见解。

    再者，在数学领域里，秦九韶和杨辉是南宋数学家的杰出代表。秦九韶撰著《数书九章》，发展了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正负开方术)和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大衍求一术)，其研究领先欧洲五百余年。杭州人杨辉撰有十余种数学著作，不仅记录了古代大量的数学算题和算法，还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他在著作中所列“纵横图”是世界上对幻方的最早系统研究和记载，他改革了乘除算法，对中国明代珠算的发明有重要推动作用。

    最后，在医药学方面，南宋医药分科更加完备，几乎每科都有名医、名著。如陈自明精通外科和妇科，所著《妇人大全良方》直到清代仍被妇科医生奉为圭臬。外科医生李迅编成的《集验背疽方》，深受百姓欢迎。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和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两书，反映了当时针灸学的最高水平。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对后来的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综上所述，南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也是一个贡献巨大的朝代，对后世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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