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著名陆战平壤战役前因后果是怎样的

提及甲午战争，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黄海海战等海战，而陆战就鲜为人知。其实不仅在民间，学术界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海战，对于陆战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的笔者就对甲午战争中最著名的平壤战役的前因后果进行叙述，以补充人们对甲午陆战相关知识的不足。

 一、双方战略

    朝鲜位于亚欧大陆向南延伸的一个半岛上，纵深约1100公里，西临黄海和朝鲜湾，东临日本海，南部则有朝鲜海峡以及东中国海。朝鲜北部多山地，东北地区多深狭的山谷，而海岸平原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区。朝鲜属温带季风性气候，夏季温和多雨，冬季有时非常寒冷。

    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界南有朝鲜重镇义州，南距平壤约250公里。元山位于朝鲜东海岸，1876年，日本通过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在元山津设置了“特别居留地”。朝鲜西海岸，有重镇平壤。关于平壤地理，姚锡光在《东方兵事记略》中有详细记载：

    平壤乃朝鲜旧都，城垣壮阔，南北绵亘十余里，凡六门：南曰朱雀，西南曰静海，西曰七星，北曰元（玄）武，东曰长庆，东南曰大同。长庆、大同两门直逼大同江，元（玄）武门跨山为城，附城一山曰牡丹台，为全城命脉所在。牡丹台山外复有三山环抱，迤逦而西，内屏牡丹山，而外扼往义州大道，为我平壤后路孔道。城之东南达王京，西南至大同江口，东走元山浦，地要而险，最据形便。

    平壤地处朝鲜西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东、南、西三面有城墙环绕，北门依山而筑，东、南两面临大同江，西门外有大同江的支流普通江。平壤城墙分内、外两重，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平壤既是朝鲜旧都，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重镇，与首都汉城一样具有辐射朝鲜全国的巨大影响力。

    日本控制朝鲜、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就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基本国策。1887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制定了《征讨清国之策略》，为侵略中国准备了目标预案。1888年1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向青木周藏外相递交了《外交政策论》，将朝鲜半岛视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1890年12月，山县首相在日本帝国议会发表施政演说，强调“国家独立自卫之道”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为军方的侵略野心提供了政治依据，在政治上为发动侵略战争作好了准备。

    1894年6月5日，日本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了大本营。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召开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由明治天皇睦仁亲自主持，包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参谋本部总长栖川炽仁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大山岩，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在内的军政要人均与会。会后，大本营提出了对清作战方针：

    第一、 在海战大胜，取得黄海制海权时，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

    第二、 在海战胜负未决时，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

    第三、 如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

    从以上日军的作战计划中可以看出，日本极其重视海军的地位，整个作战计划都是围绕海战的胜负而展开。在战争之初，日本海军虽然取得了丰岛海战的胜利，但并未伤及北洋舰队主力，未能取得海战的决定性胜利。故日军大本营决定执行第二套作战计划。即海军首先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保障陆军海上补给线的畅通，同时伺机歼灭北洋舰队主力；陆军则在海军的配合下进取平壤，以控制整个朝鲜。

    在日本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为名蓄意寻衅后，中国政府内部却未能就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政策达成一致：“帝党”、“后党”各成一派，“助战”、“主和”矛盾重重。而握有北洋海陆军指挥实权的李鸿章则深知中国军队积弊已深，外强中干，决不能与日军抗衡。加之他未能识破日本蓄意挑战的真实用意，寄希望于借英、俄等国的调停，希望通过谈判迫使日本势力撤出朝鲜，以达到维持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的目的。

    1894年7月15日，光绪帝令重臣会商朝鲜问题。7月18日，翁同龢等向光绪帝提交了讨论结果：他认为“倭人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但他同时指出，此次派兵应“先以护商为名，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并提出英人助日，中国经费不足，海防空虚等一系列不利于开战的理由。实际上，清廷仍未决定就朝鲜问题与日本一战。

    日本此时已经制定出了完整的战略计划，而中国则囿于国内矛盾和国力有限，意见不一，束手无策，未能及时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

    直到日本彻底关闭和谈大门后的7月16日，李鸿章才在光绪帝的严旨促迫下公布了作战方案：

    “查汉城、仁川附近一带，倭兵水陆分布严密，历来中国进兵朝鲜皆由平壤北路进发。现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千人进平壤，宋庆所部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两千进义州，均雇商局轮船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节节前进，相机妥办。所需军火、器械、粮饷转运各事，均剋日办齐，俾无缺误。并电商盛京将军派左宝贵统马步八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图援汉城。至叶志超一军，昨已电商该提督移扎平壤，厚集兵势。俟其复准，即派丁汝昌酌带海军能战之船往朝鲜海面巡获游弋，以资策应。”

    对于海军，李鸿章在丁汝昌屡次出巡无功的情况下提出了所谓“保船制敌”的方针。他认为，“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强调北洋舰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 至于陆军，李的计划是将南、北两路清军齐集平壤，先定守局，待全国各地的援军到齐后，再南下进攻日军，以战逼和，维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总的来说，日军的战略是实行积极进攻，海陆并进，尤其重视海战之地位，主张首先夺取制海权，以海制陆，夺取平壤，控制朝鲜，争取赶在列强干涉之前迫使清廷屈服，其利在于速战；而清军反应迟缓，战略以防守为核心，主张弃海保陆，海军固守渤海，陆军固守平壤，延至准备充分后，再行反攻，其利在于缓战。

    而无论日军还是清军，无论主张“速战”还是“缓战”，都将控制平壤作为展开进一步行动的基础。因此，平壤的得失，将对整场战争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战前准备

    （一）清军集结

    当清军按照李鸿章7月16日的作战计划出发时，日军已经控制了朝鲜首都汉城。清军为了达到维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的目的，惟有控制平壤方能与日方抗衡。

    开往平壤的北路清军中，“盛军六千余人，毅军二千人，商轮拟分三批送大东沟山岸”，渡鸭绿江，入朝鲜；左宝贵统带的奉军和后来调拨的由副都统丰升阿统带的奉天盛字练军及吉林练军则全部由陆路入朝。 但陆路行军，“兵机既钝，且道迂远不即达”。 清军“日行三、四十里”，直到8月4日，卫汝贵、马玉崑部的头队才终于抵达平壤。

    南路清军即原驻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按照李鸿章的计划，这支清军本应立即北归平壤，但面对由汉城进逼而来的日军，聂士成向叶志超提出了不同意见。7月28日晨，叶志超亲至成欢驿向聂士成“问战守计”，聂士成提出：

    “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守，相机进止也。”

    这一方案与李鸿章的计划不同。聂士成主张在放弃牙山绝地后，应先移防公州。而为了保证转移的顺利进行，则必须首先在成欢驿打一场狙击战。至于是否“移扎平壤”，则应视成欢狙击战的结果而定。叶志超同意了聂士成的计划，决定留聂士成率五营清军于成欢狙击日军，自己则亲率一营护辎重先行赶赴公州。

    这样，中日两国陆军的第一次交锋就在成欢驿打响了。

    在成欢之战前，清军的作战准备本就很不充分，中国海军又在丰岛海战后退守渤海湾，南路清军实已陷入后援断绝的境地。在战斗中，由聂士成指挥的清军由于情报判断失误，指挥官能力不足，士兵战术素养低下和军火严重匮乏等原因，表现不佳。而作为甲午战争中两国陆军的首次较量和平壤战役的“前哨战”，清军在此次战斗中暴露出的问题将在平壤战役中暴露的更为彻底，并对战役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南路清军之聂士成部在成欢战后，即按原计划退往公州与叶志超部会合，而叶志超见成欢已失，便放弃了防守公州的计划，两人合兵绕朝鲜东海岸北归平壤。在途中，他们与清廷失去了联系，内地甚至已经流传“叶曙卿在牙山全军覆没”的消息。 但实际上，南路清军在朝鲜官民的帮助下，经过20多天的艰苦行军，叶志超部于8月23日晨、聂士成部与28日先后平安抵达平壤。

    至此，清军主力云集平壤，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预定计划。清军抢在日军之前控制平壤，在战略上终于达到了可与日军抗衡的程度，为日后进一步展开行动奠定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基础。难怪盛宣怀在得知此消息后要十分兴奋地说：“平壤居然不失，诚国之福。”

    （二）任命统帅

    关于任命平壤清军的统帅问题，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

    早在7月8日，张謇就曾在给翁同龢的密信中提到了选帅问题。他认为：

    “淮军树、鼎两军已无人，铭军半皆第二辈。闻章高元尚可用，不知其人何在。庆军则蔡金章、杨歧珍，小统将之才也。二人谨重明白而不贪……蔡未甚得意，犹可大用。广州协副李光义战将之才，条理稍短，其次也。旅顺防营记名提督张光前，即壬午先入朝鲜者，颇知爱好，而局量不大，又其次也。叶志超亦庆军旧部，沾染官场习气，且夸诞恐不足当大事。闻此同去之聂某，平日尚有勇毅之气耳。西人颇震刘永福之威名，官则总兵，大可用也。”

    可见，当时的“清流”派主张任用在官场中不甚得意的中下级军官为帅，而对叶志超等淮军宿将极不信任。不久，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周馥等提出“应奏派刘三省铭传为帅”，但由于刘托病不出，结果也只得作罢。

    最终，清廷于8月31日“电旨派叶军门为三军统帅”。 其实不论时人还是后人，多认为清廷任命牙山败将叶志超为平壤诸军总统是一大失策，甚至认为这一任命直接导致了清军在平壤的失败。但笔者认为，清廷在当时条件下任命叶志超为帅，是有其合理性的。

    其一，叶志超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是李的老部下，双方十分熟悉，李对叶也颇为信任，指挥起来必然更加自如。

    其二，在平壤诸将中，唯有叶志超官居直隶提督。聂士成是太原镇总兵，叶的部下；其他如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聂桂林也都是总兵，而丰升阿则是副都统，江自康是记名提督，论官位，皆不如叶志超。所以早在叶志超初抵平壤的8月24日，盛宣怀在给平壤诸将发电报中就已将叶志超列为诸将之首了，称“平壤叶、卫、马、左、丰总统”。而就在此前一天，他的电报还在称“平壤卫、马、左、丰总统”。更何况“丰带旗不甚精练，且有骚扰。卫总统军令不严，且待下苛刻，诸将领、勇丁均生异志，其病非在一日……左、马力顾大局，惜其气局褊浅，不能融洽。” 如果以叶志超为总统都难以服众的话，其他人恐怕更是难当大任。

    其三，在清廷看来，叶志超能率一旅孤军，从牙山平安北归平壤，不是大过，乃是大功！所谓“叶军门海外孤军独驻，幸能得脱重围，保全上下，如完既破之卵。” 盛宣怀也曾致函叶志超，对他大加赞赏，称其功勋“薄海钦仰，草木知名，岂特勋铭竹帛哉！”

    更兼叶志超有牙山战胜的虚假经验，对“敌人之虚实强弱，早已洞悉于胸”，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派为平壤统帅，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 但由于叶志超威望不足，“不能统一诸将”，实际上“有总指挥官之名而无其实。”

    在叶志超被任命为统帅之前，平壤诸将“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及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叶志超到后，情况仍无改观。有人称他“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 聂士成“出望大军”见“漫无布置”，也“隐切杞忧。”

    （三）日军部署

    日军的作战计划，是趁清军后援尚未集齐之际，迅速进攻，与据守平壤的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平壤，以达成将中国势力完全驱逐出朝鲜的战略目标。

    为此，日军迅速派出了第五师团全部。除先期抵达朝鲜的混成第九旅团外，日军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的先遣部队也于8月8日到达元山津 。8月19日，第五师团师团长野津道贯陆军中将自釜山抵汉城，第五师团余部也陆续抵达。8月20日，野津道贯命令第十旅团的先遣部队前往朔宁与混成第九旅团一部会合组成“朔宁支队”，由第十旅团旅团长立见尚文陆军少将指挥。8月26日，日军第三师团的先头部队在佐藤正步兵大佐的带领下，登陆元山，组成“元山支队”，亦归野津道贯指挥。

    至此，日军为进攻平壤总共组成了4支部队，其攻击计划如下：

    “大岛旅团从正面前进，将敌军之全力牵制于大岛旅团方向，不仅不使敌人知我军从其他方向包围，而且使敌军之精锐集中于此，不使之分兵他处；

    朔宁支队从平壤以北之三登，出敌不意攻入平壤城内，担当主攻任务；

    元山支队之一半与朔宁支队会合，参加主攻，另一半出顺安，截敌军退路；

    师团主力自西南各道路进逼平壤城。”

    该计划的终点为9月15日，日军各部将于这一天会合平壤，发动总攻。

    （四）小结

    对于日军这样一个分进合击的进攻计划，不少人认为日军是在进行军事冒险。如果清军能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将日军各个击破，则平壤战局必有重大改观。

    诚然，此时的日军作战准备并不充分。日军在朝鲜仅有一个第五师团，作为增援的第三师团尚未全部到达，能用于进攻的兵力不过16000余人。虽略多于清军，但日军作为进攻方，仰攻险要，所需兵力也更多，因此双方人数上的差距并不明显。加之中国北洋舰队实力犹存，日军的海上补给线并无绝对的安全保障。日军选择的进军路线又多是山险崎岖之地，得不到朝鲜人民配合的日军时常出现弹药食粮匮乏的状况。

    但是，日军之所以敢冒着被清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执行这一计划，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清军的能力有准确预计。日军统帅野津道贯在制定计划之初就已指出“盖清军极短于野战。窥其所长，唯有守城一法耳。”所以“清军常有据守险要之习癖”。清军既然据守于平壤，就决“不会轻易弃之前进。”而此时日本大本营的判断也与野津一致，认为“平壤之敌军决不会出平壤而前进。” 更何况日军自恃握有朝鲜东西两岸的制海权，海军可以随时支援陆军行动，保障陆军补给，更加敢于放手一搏。

    就清军而论，虽然清军主力屯驻平壤已一月有余，修筑了大量堡垒工事，占有地利，但要想进行大规模主动出击，却仍感困难。

    从兵力上看，平壤清军虽有13000余人，但连布置防御都尚嫌单薄，不敷调用，更不用说主动出击了。 而清廷所调派的援军又大多是路途遥远的“晋、豫、湘、鄂备军，行甚迟缓”，难以及时赶到。 地理较近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部马步四千却“旨改调沈阳护陵，实无用”，直到9月14日才奉旨进扎九连城；另一支驻大连湾的铭军四千人虽早已奉命入朝，但直到9月19日尚未到达义州。 故平壤清军兵力不足的状况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改善。

    中国海军在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指导下主动放弃了黄海制海权。北洋舰队既不能保证清军作战所需的后勤物资的海运安全，又不能保障清军后路不被日军的登陆作战所切断。对于平壤清军而言，中国海军的实际功用已经基本丧失殆尽了。

    平壤清军在援军不能达，海军不能战的绝望情况下将主要精力用于布置平壤城防，“不即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实在是无奈的选择，而不应归罪于叶志超等诸将的无能。 更何况平壤清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作过两次主动出击的尝试，只可惜均未成功。 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三、战役进程

    面对日军的四面合围，平壤清军仍有两种选择：

    其一，放弃平壤后撤；其二，按原计划固守平壤。

    平壤清军总统叶志超主张前者。他认为：“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不如整饬各队，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

    单从军事上看，此时清军兵力不如日军，物资储备也不丰富，后勤补给困难，地理又不熟悉，坐守平壤孤城，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如果适当后撤，就能避免过早与日军决战，缩短补给线，尽早与援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再行反攻。

    但从政治上看，“清国从宗主国的权威来讲，也决不能使平壤陷入日军手中”。 而李鸿章迫于国内“主战派”的强大政治压力，也决不感统一叶志超的撤兵要求。

    所以叶志超在左宝贵等人提出反对意见后，“退意遂寝，决意出战。”

    清军在平壤的布防情况，可参见姚锡光的《东方兵事记略》：

    “城南附郭，凡筑垒五座，大同门外大同江东岸凡筑垒五座，络以浮桥，以通东西两岸之气；元（玄）武门外前后山顶四，凡筑垒五座牡丹台一垒最坚，元（玄）武门内附城山上筑垒二座，左宝贵驻营其上而以炮垒分扼城内外四隅。城内之东北隅、西北隅各一炮垒，而西南隅炮垒去城稍远……城之北面，即元（玄）武门一面乃左宝贵所部奉军、丰伸（升）阿之盛军、江自康之仁字两营守之；城之西面，七星门一面乃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守之；城之南面，迤西南隅，朱雀门一面迤至七星门乃卫汝贵之盛军守之；城之东面，大同江东岸，乃马玉昆之毅军守之；复以左宝贵部分统聂桂林策应东南两面，盖以东南当敌锋犹我兵力注意也。是时志超驻城中调度，宝贵驻城北山顶守元（玄）武门，诸将皆各以守界方位驻城外。”

    由此可见，清军的城防是以被认为“当敌锋”的东南面为重心的，而对居于全城制高点的北面则未予足够重视。日军的攻击计划则正是以南面的大岛旅团为诱饵，吸引清军主力，主力集中城北进行攻击。清军的这一布置，可以说是正中日军下怀。

    9月12日，日军大岛旅团为吸引清军注意，率先攻击了平壤东南面大同江东岸的清军。

    9月13日，元山支队占领顺安，切断了平壤清军的后路。

    9月15日，日军完成对平壤的包围，发动总攻。

    15日凌晨，南路日军大岛旅团开始攻击大同江东岸船桥里的清军。由于马玉崑部的坚决抵抗和其他清军的及时支援，战至下午1点，大岛旅团弹药耗尽，伤亡惨重。下午2点半，大岛旅团开始撤退。

    15日早8时许，西路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展开对平壤西门的攻击。但战至下午2时许，仍未攻克城门。

    15日凌晨，北路日军元山支队开始攻击平壤北门外营垒。黎明，日军朔宁支队也加入了进攻。由于北门清军力量薄弱，日军主力又毕集于此，至早上8点半，日军攻克了北门外的全部清军营垒，并将炮兵置于全城制高点之牡丹台，向下俯击清军。不久，在玄武门上督战的左宝贵中炮牺牲。守门“奉军正在惊恐之际，见队伍如飞而至，遂成败兵，全军慌乱，哄然溃散”。日军遂乘势攻入玄武门。但由于攻入城内的日军力量有限，清军“诸军尚强”，所以日军“虽得小胜，仅坚扎北门，未敢前进。”

    面对危局，叶志超急召诸将酌商。他认为“北门咽喉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实难再守。遂决定“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

    于是，叶志超以朝鲜平壤道闵泳奭的名义，差人冒雨出北门向日军致书，要求停战，并于各门挂白旗示降。日军仰攻半日，疲敝不堪，遂同意清军投降，暂停进攻。

    当晚，叶志超“密传各营”，令“轻装持械”，连夜撤退。但事出仓促，“兵勇未能周知”，叶志超又未能有效组织，撤退遂演为逃跑。 由于日军封锁了出入平壤的各要道，清军在逃跑途中遭受了惨重损失。据日方统计，清军共阵亡1500余人，被俘489人。

    9月16日，日军进入平壤，平壤战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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