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享年40岁，孔子悲痛欲绝。因在孔门众多弟子中，颜回是被孔子称赞最多的一个，孔子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追悼会现场，孔子还没从悲伤回过神来，颜回的父亲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先生节哀顺变，为表达您的哀思，能否用您的车子改制成棺材来安葬颜回呢？”孔子一听就止住悲伤回到现实：“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这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因为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车的优劣和权的大小成正比，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疾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从古至今，座驾这东西，虽只不过是官员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以后，就没法排除对于座驾的关注情结。连孔圣人都无法逃脱公车情结，其他屁官更是如此。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车，即辇、轿、座驾），对官员公务车配备予以规定。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颁布了中国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二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我们所说的“冠盖云集”，与现在众多官员开会将车子停在一块的感觉差不多。
尽管各王朝有明确规定、但历史上各种公车腐败却时常上演。
《明史·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嵩的死党，不但抬轿者超过指标，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
张居正，万历的首辅，回家奔丧，所坐过的堪称世界之最的大轿子，对这种政策之规定，也是莫大的讽刺。
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童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估计应该比现在17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32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拓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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