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大婚。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婚礼，也是日后注定要被过度阐释的婚礼。《纽约时报》发布了蒋介石与孙夫人的妹妹结婚的消息，并称一位英国裁缝正在替蒋介石赶制礼服。
为了给宋家三小姐一个风光正当的婚礼。在蒋介石赴日向宋母面见求婚之际，1927年9月28、29、30日，在上海《申报》，连续三天刊登了题为“蒋中正启事”的单身申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蒋介石、宋美龄正式在上海结婚，新郎实岁四十，新娘三十岁。结婚典礼先按基督教方式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
当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详细描述了宋美龄的婚纱，“新娘穿一件漂亮的银色旗袍，白色的乔其纱用一小枝橙色的花别着，轻轻地斜披在身上，看上去非常迷人。她那美丽的挑花透孔面纱上，还戴着一个由橙黄色花蕾编成的小花冠。饰以银线的白色软缎拖裙从她的肩上垂下来，再配上那件长而飘垂的轻纱。她穿着银白色的鞋和长袜，捧着一束用白色和银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麝香石竹花和棕榈叶子。”
新式婚礼现场，台上置有孙中山画像，边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中间悬挂“福”“寿”两字。婚礼由白俄管弦乐队奏乐。蒋介石与宋美龄入场时，蒋着西式礼服，宋穿白色长裙婚纱。新人向孙中山像及来宾行三鞠躬礼。
当时有报道称婚礼费银30万元，据其时上海《时报》采访主任金雄白说：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那是上海最豪华的西式大饭店。当时米价还是每担3元的时候，大华饭店一碟牛排，就取价4元了。李宗仁回忆当时亲眼见到的情形是：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了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当时为蒋掌管婚事财务的奉化人孙鹤皋则说：婚礼热闹隆重，所接受的财礼大大超过婚礼费用。
不过，蒋宋在婚礼前宣布将当日婚礼所收礼钱，用来做慈善事业，建立荣军院照顾在北伐中受伤的军人。
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文章称：“今日得与最敬爱之美龄结婚，为有生来最光荣、最愉快之一日。”彼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末归结于今日结婚实为建筑彼二人革命事业基础。
但蒋氏这番言论，却惹得当时公论力十足的《大公报》之报人张季鸾大为反感，张乃撰文于大公报，大论《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直斥蒋介石：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联哉？
但如此一针见血的评论，对其时的蒋介石来说，则全顾不上，他正为自己的新娘所倾倒。“从礼堂出来，见吾妻姗姗而来，如雾中仙子，美奂美轮，如仙子之下凡也、腾云驾雾而来。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地矣……”蒋宋结婚当天，蒋的日记极为文学抒情化，这对一向严谨而古板的蒋来说，极为少见。对于三度结婚的蒋介石来说，此事之新鲜度当在于新娘别具一格。
据《蒋宋情与爱》作者、东华大学教授陈进金考证，“12月1号结婚，结果12月2号他整天都在新房没有出来，蛮有意思的，他甚至在他的日记上写说：乃知新婚之甜蜜，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拟的。”
■“我的机会很好”
根据多位蒋介石、孙中山研究专家以及多本中外传记的记载证实：蒋宋初次见面在上海，宋子文在上海莫礼哀路孙中山家里举办社区基督教晚会，蒋介石首次见到了宋美龄。宋美龄的美丽、大方、出众的谈吐和绰约风姿，给蒋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蒋决定对这位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展开追求，则在1922年或1923年，孙中山蒙难广州后，蒋介石亲往支持，其后宋美龄应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之邀来广州玩，蒋遂开始对宋美龄展开追求。
从1917年到1927年，归国十年间，上海名媛宋美龄一直待字闺中。尽管有过与刘纪文若有若无的婚约，但宋美龄却一直未下决心。宋家两位大姐的婚事，及美国式教育的影响，足以吊高美龄对未来夫婿的期望值。
直到蒋介石出现，宋家小妹的婚姻之路才峰回路转。
从宋家兄妹谈述此事的记录可知，蒋介石向三小姐求婚事，宋家曾召开家庭会议，讨论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太夫人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宋家另两个反对派是庆龄和子文，庆龄认为蒋是有婚之人，而掌管国民党财权的宋子文则与蒋时有摩擦，他们并不看好蒋介石。不过，宋霭龄则积极推动婚事，她力排众议，坚信蒋的前途不可限量。
从始至终，这桩婚姻既有两人你情我愿的互动，也有各自所属阵营的认可与推动，但主动权握在未婚者宋美龄手中，据宋美龄秘书张紫葛所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透露，张曾当面述诸种流言以询问宋美龄之婚姻真相，宋美龄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宋美龄为什么会选择蒋介石？
在1934年，蒋宋婚后第七年，一个七年之痒的关键期。宋美龄在写给美国一本杂志的文章中，部分吐露出其隐藏的抱负及其婚姻选择。她说：“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
她不经意的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嫁给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个可以满足现代女性改变社会的最佳路径。
美龄描述了之前自己的困境，“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吗？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她极为含蓄地加了个注解说，“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
在一个混乱而复杂的时世中，一个接受了美国贵族式教育的女性，会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那时的宋美龄，不仅期望过着美国式的上流社会生活，而且希望做一个现代女性，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能量。这一点，即便连旁观者都洞若观火，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蒋宋婚礼时，特地分析了此时的宋三小姐，称：“三小姐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蒋宋联姻被视为政治婚姻在所难免，蒋通过婚约接通江浙财团，并遥控其已成羽翼的黄埔系，其手握军、财两权足以让主政者侧目。
在两人双手交握的那一刻，民国史上的黄金搭档诞生了。
美国《时代》周刊如此评价这桩婚姻：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其时的另一家报纸则在标题上一语双关的写道：中美合作。
“到中国来游历的人，他们脑海里总特别保留着两种不同的中国女性的图画，一种是刚进中国口岸时所看见的许多以船为家的妇女，她们使着劲，淌着汗，驾了一叶小舟，做我们所谓的“摇橹”工作；另一幅是登岸后看见的现代女性，她们礼貌娴雅，不仅服饰美好，还能在社交场中，应对得宜，使满座生辉。侨居我国的外人，都有他们现实的观念，他们目睹中国的女性挣脱了古旧习惯的严酷羁勒，不仅从家庭的牢笼中走了出来，并且带着她们的才干和勇敢，进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效力的，职业与经济的圈子。”
在宋美龄的一篇文章里，清楚地表述了她对现代中国女性，或者说对她自己的清晰的自画像。
在嫁给蒋介石很长一段时间内，宋美龄都没有出来正式工作。
这位宋家小妹，并非要潜心当家庭主妇。她有着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造蒋介石。
信仰的改造首当其冲，“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宋美龄后来自己总结道，她的最大作用在于引导蒋介石。
让信仰佛教、儒教、三民主义的蒋介石转而信仰基督教并非易事。最初蒋介石为娶到宋美龄，答应宋母研究《圣经》，但是直到1930年方悟道受洗。有记载称，最终促成蒋转信基督教的因素相当偶然。蒋在中原大战中曾被困于开封附近，四面都被包围。在全然失望之境，蒋介石跪求上帝解救，并决心在得救后立即信仰基督为主。之后居然天降大雪，同时援军也自南京赶到，侥幸脱险的蒋认为自己祷告起了作用，于是转而受洗。
实用主义者蒋介石的信仰情结，和民间之求神拜佛并无不同。虽然如此，宋美龄强迫他接受的宗教信仰还是让美国人对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亲切感，而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也使蒋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所改进。
在生活方式及文明礼仪方面的改造则一直持续到蒋介石去世，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氏日记有大量关于宋美龄的记录，显示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1930年12月4日，婚后三年，蒋在日记中记录称：“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16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幼年失怙的蒋介石，从小在母亲管教下长大，蒋母以严著称，蒋氏所受女性之关怀甚少，其日记中自云“恋母”情结，显系真情流露，从中也可以窥到蒋氏夫妇婚后之感情。
他对宋美龄“劝进”颇为认可，其日记云：“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彼之为余牺牲幸福，亦诚不少，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又云：“三妹待我之笃，而我不能改变凶暴之习，任性发露，使其难堪。” 诸如此类者甚多。
曾强烈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宋庆龄，1940年在香港时，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一句颇为公允的话，她直言蒋和宋的婚姻，“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地爱她，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 推动社会改造
除了“改造”蒋介石本人，宋美龄更热心的另一工作，则是社会改造。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避暑时，有传教士建言，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应该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美国正推行“新政”，中国应该也有改造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一点就通的宋美龄将此转述给蒋介石。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
之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则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1333个。
“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当时简称为‘新运’）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初期的“新生活运动”除开展整齐、清洁两项中心工作以外，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三十多项活动，这些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在提高公民素质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1940年“新运”畅行之际，宋美龄曾连续撰文给重庆的《中央日报》，集中而相当醒目地表明自己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观念。在“妇女与家庭”一文中，宋美龄直言中国女性“尽管她们只是在最近才确定了她们自己的地位，并证明她们的价值不仅限于家庭范围以内的事务，但她们是人，是公民，也是妇女。”
这位第一夫人显然是以一种进步的观念宣扬一种新女性主义，宋美龄举出了妇女觉醒的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新思潮在中国——其开始各阶段即较西方各国为有革命性——如有实行可能，中国人常会一反其显然保守的心理，而迅速有效的予以采纳。
第二、因为中国妇女久受环境和习俗的强制约束及囿居，已懂得运用其天赋及由环境养成的柔顺及平易之性格，使其才能足以适应常变的社会条件。
真实生活中的宋美龄，与她所提倡的运动仍有差距，知行并未合一。
曾任过宋美龄秘书的张紫葛，在其回忆录中曾记有郭沫若在“新生活运动”中的一次演讲，郭一开始大赞“蒋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将促进我们民族发愤图强，从东亚病夫一跃而为东亚强人……”末了举例说明“简单朴素”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路广征博引从汉文帝的宠姬慎夫人裙不委地，说到宋美龄。“你们看到的，我们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蒋夫人，身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足履布鞋。这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元首夫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蒋夫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从简单朴素做起，执行新生活运动……”
演讲后，宋美龄招待郭沫若等人吃饭，饭毕宋美龄说：“郭先生，你今天的演讲很精彩。只是不该拿我做材料。说的太…嗯，太过分了……”郭沫若走后，陈纪彝对宋美龄说：“你太叫郭沫若先生下不了台了。”宋美龄：“嗯，是有一点儿。”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做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最初，这一运动曾对国民生活的改变起了推动作用，但随着形式化、官僚化、表面化，并没有在实际上促动社会变化，也无法根治基本社会问题，最终在15年后无疾而终。
■ 一次著名的演讲
宋美龄的另一次作为主角登场，则是在1943年访美期间所制造的“东方旋风”。
45岁的宋美龄风华正茂，当她出现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以典雅流利的南方口音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五百多位议员演说，叙述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在没有友邦协助的困苦情况之下，独立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苦撑了有近六年之久的状况。其不卑不亢的姿态显示中国政府的决心和努力，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来求助的人。
她柔弱的身姿暗合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但她铿锵的声音却显示了一个国家的尊严，美国国会精英们闻之动容，演讲后竟全体起立掌声雷动。若干年后回放电影纪录片，人们都会重睹宋美龄无法阻挡的光芒。
那一刻，她的确代表着中国。
在演讲结束时，美龄斩钉截铁地说：“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院议事厅爆出了历久不歇的掌声，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勃罗姆说：“蒋夫人演讲时态度之优雅，揭示世界局势之透彻，运用英语之流利灵巧，不但使每一听众能了解其意义，且能与其抱取同一见解，莅美外宾之影响美国民众者，从无若蒋夫人之甚！”议员凡登堡被宋美龄的演说感动得流下眼泪，并说：“蒋夫人在参议院之即席演讲，为本人列席国会17年以来最佳之演讲词，预料国会必能实际援华，不徒以空言塞责。”
这场演说通过美国的四大广播网现场直播，估计有25万人收听了这次演讲。美国各大报纸则全文刊出，在美国公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纽约时报》的评论则称，“宋美龄是地球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这场演讲的成功使宋美龄收到了更多的邀请，她前往美国各州进行了多次演讲，所到之处无不爆满。唯一的不和谐之音来自胡适的日记。这位刚刚卸任的驻美大使在3月2日去旁听了一场宋美龄的演说，在其日记中记称：“晚上到麦迪逊广场听蒋夫人的演说，到者约有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演说家胡适或许指出了宋的演讲缺点，但同时也难免杂有自己去职时的怨气。
这或许是苛求，此时宋美龄的“东方秀”已经足以打动美国人。
在宋美龄出访美国前，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上尚无“第一夫人”软性外交的先例。是以，当《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卢斯之前劝说蒋介石，美龄访美的作用可抵得上40个师时，蒋介石仍半信半疑。但在宋美龄出访一年后，美国援华空军飞机超过500架，通过“驼峰”的来华美援物质每月达到46600余吨。
1943年访美归国后，甚至连《新华日报》都评论称：“她为国家为民族赢得了无限的光荣盛誉，使中国六年抗战，为世界和平和民主而奋斗的光辉战绩，在国际之间更加显著，国际地位因此高扬，外援因此广泛地开展，直接有助于中国的抗战，有助于中国与盟邦的相互了解。这些功绩，对抗战的帮助是不可计量的。”
■ 民国“统战部长”
“人生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宋美龄后来讲到自己面对政治生活时的态度，以中国旧式绘画来比喻：每幅画只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只有一朵花是主体，其余不过衬托辅助而已。
在确定要做蒋氏的绿叶时，宋美龄确乎倾尽其力。以宋美龄八面玲珑、善于交友的特点，在蒋介石刚性统治时期下的民国，她无疑是最佳的柔合剂，她以个人的风格成为蒋氏内政、外交上不折不扣的“统战部长”。
但是这种个人魅力也最容易失去信任。这位未授头衔的“统战部长”凭个人魅力可以赢得达官贵人、社交名流、甚至其时的大学生们的喜欢，却不足以挽救整个国民党人心的丧失，而在庇护其家族方面的负面效应，则更要远远超出她所付出的正面努力。
一手将宋美龄带上世界顶峰的罗斯福夫妇原本热情款待宋美龄，后来却转为厌恶。罗斯福夫人回忆录中说，宋美龄“谈起民主头头是道，其实根本不知何谓民主”。民主在她口中几乎就是“反共”“抗日”的同义字。有一次白宫晚宴，谈到工会罢工，有人问宋美龄：“在贵国将如何处理？”罗斯福夫人回忆：“她一语不发，举起美丽小手，在喉间比了一个优美的‘咔嚓’姿势。”这种东方式的优雅暴力的确让人震惊。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于罗斯福夫妇的“由爱生厌”，有极生动的描述：“蒋夫人虽是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其表现却俨如桀骜不驯的公主。”“听她说话，好像舞台上装腔作势的女演员，摆出贵妇姿势，似乎很有教养，其实一举一动刻意做作。”
宋美龄从30岁随蒋介石步入中国的权力中心，在蒋氏执政中国的22 年中，以其特殊的交际才干、身体力行的风格，不仅参与社会运动宣布演说，而且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战争火线，即便有做秀的痕迹，但仍开启了一个极其鲜明的现代女性的参政模式。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蒋氏夫妇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了1972年，这位曾与蒋氏夫妇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的总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蒋夫人的作用远远不止是丈夫的翻译。人们往往低估领导者妻子的历史作用和个人作用，因为她们的名望完全得自于她们的婚姻。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领导者的妻子们经常发挥的幕后作用，而且低估了她们经常具有的品质和个性。我认为蒋夫人凭她的智慧、口才和精神力量，也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人们对半个世纪前第一家庭的评价，总是截然相反：有人认为他们只是权与钱的结合，有人却认为他们有着真正的爱情。但无论敌友，都承认在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婚姻中，他们彼此的结合都改变对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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