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人热爱中原诗词音乐,宋朝的官员在西夏境内见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永)词”。西夏的石窟壁画、岩画中也都有许多反映西夏音乐文化的画面。今天,当我们踏上西进的旅途,到达古代文化宝地——甘肃敦煌时,就会发现在敦煌莫高窟的77个西夏窟中已知的有乐伎图的洞窟就有11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17幅。
安西榆林西夏窟中有伎乐图的洞窟为2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2幅。这些都是一部活生生的西夏音乐文化史、乐器史,是党项羌族人民真实生活中的音乐在艺术中的体现。
西夏党项羌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爱好音乐的传统,西夏的音乐受党项羌族的民族性格、传统观念、传统习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音乐本身融汇在党项羌族人们的战争生活、民俗生活、宗教生活的诸多方面,成为党项羌族人民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统一斗志的重要手段之一。
李元昊身边就常带《野战歌》,西夏宗室子嵬名仁忠、西夏遗民察罕等都是善歌咏的人。在西夏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等作品中都有较多记载西夏音乐和乐器的语言,如“取乐饮酒”“教动乐”“乐人打诨”“吹笛击鼓”“曲破”“龙笛”“凤管”,等等,这都表现了西夏党项羌族在生活中善音乐歌舞。
能歌善舞的党项羌族,早期的民族音乐纯朴、粗犷、强劲,他们使用的乐器较为简单,很长时期内,只有琵琶、箫、笛等。到唐宋之际,党项羌族人的音乐开始受到中原音乐的影响,正如党项羌族人民所唱:“一意治国学尧舜,一心治民循汤武。忠诚封侯最为珍,任人唯贤言守信。”李元昊立国后,西夏的音乐有了很大发展。
立国后,西夏有了乐舞机构(蕃汉乐人院),以专门管理与音乐有关的事宜,也有宫廷的专业乐人、艺人、舞人,为西夏的贵族服务。此时西夏的音乐已比较完善,有乐舞八佾(古代天子专用的乐舞)、柘枝,有大曲之曲破,有音乐表演散唱,有宫调音乐理论,有70余种乐器,有乐队排列法与编制,有戏剧音乐、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多神教音乐等。
李元昊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是西夏的第一次音乐改革。到仁孝时期,西夏再一次发生了音乐变革,这一时期的西夏音乐吸收了吐蕃、回鹘、辽、金等其他国家和民族音乐的养料,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丰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据史载,“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召见米脂砦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所奏皆夷乐也。”这说明西夏的音乐不仅在本国内广为流传,也通过官方或通过丝绸之路的商贾、贡使、战争等途径传入中原等地区,影响四周邻国。
另外,西夏的音乐对元代音乐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西夏的音乐除了宫庭音乐之外,还有用于祝寿的音乐,如“元昊庆历四年(1044年)初,曩霄奉酒为寿,大合乐”;用于祭祀的音乐,如“德明以乐迎至柩前”,西夏人火葬中“柩行时,鸣一切乐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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